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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革记忆(二)  

2012-01-20 12:00:28|  分类: 沧海桑田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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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起伏

        1966年11月底,从北京回到学校,到1967年的10月,这一年的时间,是我们这一派十分风光的一年。

        首先是在社会上,我们形成了广泛的影响,众多的农村组织和我们取得联系。其中,镇子附近一个上万人、20几个生产队的大村庄,他们内部虽然分为两派,但都与我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,成为我们的基地村,一有风吹草动,一声令下,召之即来。当时,甚至乡间邻里发生纠纷,也请我们去处理。有那么一个短暂的阶段,“听红卫兵的”,成为人们的共识。我们下乡去处理事情,村里干部,象对待过去国家干部下乡一样派饭(指定农家管饭)。我们曾经在学校操场,召开过一次号称的万人大会(实际不到万人,大约也就是三千多人),前一天电话通知,第二天一早,四乡八里的农民就敲锣打鼓的从四面八方浩浩荡荡的来到会场。站在主席台上,望着会场上招展的红旗和黑压压的人群,我甚至怀疑,我们真的有这样的号召力吗?还记得,大会中间,“老文革”主席曾经来到会场找我,问:“你家住在哪个街道?书记是谁?请告诉我,我们要去调查一个人的家庭情况。”我心里一咯噔,知道他是在威胁我。但我还是如实的告诉了他。

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 再看学校内部,虽然大大小小有30来个组织,但总归起来是三大派,“老文革”是一派,我们“八一文革会”为首的是一派,还有一个叫“前驱”的是中间派,既反“老文革”,也反我们。有一个叫“触灵魂战斗队”的教师组织,主要由语文教师和外语教师组成,贴出了当时很有影响的一份名为“向八一小将学习,向八一小将致敬”的大字报,坚定的站在我们一边。学校领导中,除了根正苗红的教导主任和团委书记外,出身不好的校长和一位教导处副主任,也坚定的站在我们一边,在大环境不利于我们的时候,有些人有动摇的时候,亲自出面给一些学生和老师讲解和分析形势。当然,当时的情形,只是各派的头头和骨干们在学校“闹革命”,绝大多数学生和老师都回家乡去了,也就是后来所说的“逍遥派”。

      我主要是在学校活动,很少到社会上去。区里成立造反司令部,也曾让我去,呆了几天,他们嫌我书生气,不会打打杀杀,就让我回了学校。1967年的7、8、9月份,我在学校,约了合脾气的另外两位同学和一位数学老师,一起办名曰《尽朝晖》的油印小报,几乎不参与本组织的其它活动。当时,我在我们地区,虽然有一定的名声,但很少有人认识我,以至于我们这一派挨整时,没有人抓到过我、打过我。

       到了1967年11月份,形势发生了大逆转。XX军区发表了《严正声明》,明确支持其中的一派,另一派遭到打压。事情很快就波及到我们小镇。有一天上午,县武装部宣传车来镇上宣传军区声明,在校的全体师生都出去迎接,我们也打着大旗参加了迎接活动。当晚,我正在家里吃晚饭,一位同学从学校赶来我家,说有上千农民涌进学校,包围了学校,抓走了十几个同学,让我不要再去学校了。当晚,我去了前面讲到的镇子附近的那个大村庄,在一远房亲戚家躲了起来。再后来,分别到几位农村同学的家里各住了一段时间。一直到第二年春节后,学校通知返校“复课闹革命”,才返回学校。一天下午,班里组织批斗会,批斗对象就是我们那个组织的主席同学,重点追问为什么反对军区声明,我们那位主席同学不承认,情急之时,我看到他瞟了我一眼,我知道糟了,他可能会往我身上推。果不然,隔了一天,班上又组织了对我的批斗会,待遇比前一次的要好,一开始就搬来凳子让我坐,前一次我的那位主席同学始终是站着的,仍然是追问为什么反对军区声明。我猜想,那位主席同学一定已经揭发了我,所以我说:曾经有过反对的念头,但没有产生反对的行动。主持人说:知道批判你比批判他难,你比他狡猾,什么叫有过反对的念头,没有产生过反对的行动?你怄字眼呀!我说:我是实事求是啊,念头也是我主动交代的,谁能证明我有行动啊!实际情况是:县人武部宣传车来的前两天,我去过县一高中,同一派别组织告诉我们,要明确反对军区声明,我回来后传达了这个情况,我们也把反对的标语写好了,宣传车来的前一天晚上,大家在一起讨论这件事时,我主张不要贴出去了,怕引起后果,同时决定第二天也去参加迎接军车的活动。说有念头,没有行动,就是这么回事。

        批斗会后不久,姐姐就把我送到了外婆家,离开了学校。在外婆家,割草,放羊,拾柴火,一呆就是三个月。带有一本小说:《小城春秋》,读了两遍。有一位姨夫,在外地教书,也回到村庄,带有一套三卷本的《中国文学史》,我如饥似渴的阅读,还做了笔记。还学过拉二胡,刚刚拉出个调调,半途而废了。也曾在家里,与一帮“铁杆分子”聚会;也曾在校园的晚上,一帮“铁杆分子”在教室里高唱“抬头望见北斗星”。还组织过一次上街游行,二十几个人,手挽手,高唱着“下定决心,不怕牺牲,排除万难,去争取胜利”的语录歌,结果,人家调来几百农民,把我们赶的赶,抓的抓,当街仓皇逃窜作鸟兽散。班主任曾经把我叫到他的宿舍,劝导我,不要再参加他们的活动。那是一位慈祥善良的老师,教我们语文,失去了右手,左手写一笔漂亮的楷书。据说,反右时曾被打过“中右”。

        到了当年的7月份,好像是7月25日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上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报道了河南的事情,其中说到二七公社是革命造反派。第二天,我返回学校,同学们,包括原来对立的同学,都热情的打招呼。学校的三大派,另外两派一夜之间销声匿迹了;曾经的30几个组织,只剩下我们一个组织。8月份,学校成立革命委员会,原校长任主任,原教导处副主任任副主任。我们这个组织的主要成员,都是革委会的成员。后来听说,全县19所中学,只有我们学校的革委会仍然是校长任主任,其余的18所中学的校长都被打倒了,是红卫兵任主任。因为我们很早就“解放”了校长,也从来没有批斗过校长和教导主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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