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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岸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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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我的知青生活  

2013-03-20 16:44:19|  分类: 沧海桑田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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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记近日每晚,在网络电视上,观看由梁晓声编剧的45集电视连续剧《知青》。开始几集,显得沉闷、拖沓,后渐入佳境。其间,两次流泪:一次是村支书要把知青的藏书烧掉时,一知青说到:我们是知识青年,不让我们读书,你要我们都变成傻子吗?二次是兵团知青与山东屯插队知青在县城相遇,得知几位插队女知青无钱买卫生纸的时候,纷纷掏出自己的钱送给她们。现在的年轻人,可能无法理解我为什么在看到这些情节的时候会流泪。还有一点很好,这部电视剧,没有太多的夸张的模式化脸谱化的知青负面描述,却有很多感人的知青与知青之间、知青与农民之间、知青与领导之间,那种淳朴的、诚挚的、温馨的感情描述。

      在观看电视剧的过程中,不由得也想起我的知青生活。

一、下乡

        我是1968年12月下乡的。我没有过别人家知青集体下乡轰轰烈烈的热闹,一个人背着行李,静悄悄的来到离家7、8公里远的一个村庄,那是我一位姑姑所在的村庄,一个很大的村庄,有9个生产队,2000多人,三县交界处,很偏僻的地方。

        我原本住在一个小镇上。镇上有一个组织叫手工业综合社,是由那些做裁缝的、理发的、打铁器的手工艺人组成的。我家(也就是姐姐和我,当时,我在读书,姐姐在缝纫社做会计)是其中成员。我们这些人,既不是吃商品粮的城市户口,也不是拿工分分粮食的农业户口,每家有购粮本,每月有购粮标准,但供应的是原粮,不像人家吃商品粮的供应的是面粉。政府号召:“我们都有一双手,不在城里吃闲饭”,手工业综合社解散了,全部赶到乡下去。可以集体组织下乡,可以投亲靠友。我是投亲靠友的方式下乡的。

       来到乡下,我被安排在我姑家表哥所在的生产队。队里给我腾出一间磨坊,那种驴拉石磨的磨坊,在村庄的边沿上,隔壁是牛屋,10个平方大小,拆除了磨盘,搭起一张床、一个灶台和案板,就是我的家了。初来乍到,没有柴禾生火做饭,队长就让我到队里的晒场上拿麦秸用。还分给我一些粮食和油。当年的春节,我就是在这里过的年。记得除夕的晚上,一大帮生产队的年轻人,聚在我这小小的屋内,有帮我蒸馒头的,有拉板胡的,谈笑风生,很热闹,也不寂寞的。我姑家表哥在村子里辈分高,有喊我表爷的,有喊我表叔的。生产队长大我30多岁,喊我表叔;生产队长的儿子是大队民兵营长,大我10多岁,喊我表爷。一开始很不习惯,后来慢慢的习惯了,感觉也很亲切呢。

       当时,我还在读高中,文革中间录取的高中班。虽是下乡了,开学时,我还是回镇上上学,放假时,回到村上参加劳动。

二、修焦枝铁路

       1969年10月份,上面布置派民工外出去修铁路,每个生产队有一个民工指标。据说每月还有30几元的工资。我姐姐得到消息后,让我给生产队长说说能让我去。我回村庄给队长讲了。一直到了11月份,得到通知,同意我去修铁路。第二天我就离开学校,收拾起行李,跟着大队民工,拉着架子车(有的地方叫板车)上路了。修铁路的地方,离我们家乡有100多公里路程,走了两天一夜才到达。晚上就铺个席子,盖上被子,睡在架子车的下面。

       来到工地,住在一个村庄里。自己搭棚子,建住房,100来人一起,睡地铺。吃的都是从家乡各个生产队收缴上来的粮食、油和菜,隔一段时间,送来一批,伙食很不错的。那时,全县民工叫民兵团,一个公社或两个公社的民工叫民兵营。我们公社是大的公社,叫民兵营。营长是公社的武装部长,教导员是公社党委的副书记。大约过了四、五天,营部通知我所在的连队,调我到营部办事组,负责办工地战报。这样,我就搬到营部办事组了,住在一家农民家里,吃饭也在营部食堂了。营部施工组有一位干部,是一个农村中学的校长抽调来的,他问我:来修铁路的,高中毕业生都有很多人,怎么会抽你个初中生来营部了?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抽到了我。其实,我心中有数。我们公社成立革命委员会时,当时还叫区,领导四个小公社,建立革命委员会,需要上报三个材料: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申请报告;当地文化大革命发展过程;区委区政府干部队伍分析(文革中的表现;是否可以参加三结合)。因为当时内定我作为学生代表参加革委会班子成员的,讨论谁来执笔写这些材料时,区委区政府的那些干部们,谁都不愿意接这个活,最后推给了我来写。我执笔,一边写,一边请我们学校的一位语文老师誊写,一个通宵,赶出来了这些材料,第二天上午就交给了区里领导。估计,自那以后,领导们知道我写东西还可以。不过,后来有人告我的状,说我父亲有什么什么历史问题,我并没有成为革委会成员。

       我们当时修的焦枝铁路,是指从河南的焦作到湖北的枝江的一条铁路(后来延长到广西的柳州,叫焦柳铁路),当时叫战备铁路,是三线建设的组成部分。很多从东北搬迁来的兵工厂,就建在我们铁路工地附近的深山沟里。工地施工,主要是土石方工程,抓的很紧,常常还要挑灯夜战,赶进度。宣传声势很大,标语口号随处可见,加上伙食好,还有工资,民工们干劲十足。有的民兵营办的是工地简报,32开的,一个月一期,四平八稳,会议纪要般的内容。我们办的就叫工地战报,16开的,每周两期或三期,每期就是一张纸,内容有营部会议报道,有工地活动特写,有单位或个人事迹小通讯。我负责写稿,另一位同志负责刻写蜡纸,来得快、及时,内容也显得活泼,七i个多月的时间,出了80多期,得到大家的好评。团部在工程结束前,布置各营总结经验,汇集成册,给我们营布置的任务就是总结如何办好工地战报的。我四易其稿,最后编入了团里的经验汇编。

       大规模的土石方工程完成后,撤回了大部分的民工,只留下少部分的人进入桥梁、涵洞施工。我们营只留下30几人。营部变成了连部,不再办工地战报了,我留下来做连部文书,轻松了很多。到了1970年的11月份,在全部人员撤回前,上级要求选留1人看铁路道口,成为铁路工人,这是人人渴望的好事,都认为非我莫属,最后结果,是我下乡所在村里的一位农民留了下来,有人告诉我说,他是连指导员的侄子。连指导员是我们公社银行的一位领导。再后来,两年多以后,这批留下来的人员,全部又回到了家乡,据说是上级不承认这批人员的国家编制的身份。假如那次真的是我留在铁路上,后来又被遣回,就错过了招工的机会了。

       在从焦枝铁路工地撤回的时候,我接到公社的通知,让我回去以后,到丹江口水库工地办报,说我们公社在那里的宣传工作跟不上。我期待着新的工地生活,踏上了回乡的路程。

三、修明毛铁路

         回到生产队不久,先是公社通知我说,丹江口水库工地停工了,不必去了。不久,大队通知我,让我到大队学校做民办教师。我明白的,大队学校的校长,也是抽调到焦枝铁路工地的,在施工工地时,他就问过我,回去以后,愿不愿意到学校当民办教师,我说,愿意。我去到学校时,正是复习考试的时候,让我辅导五年级一个班的数学,一周后就放寒假了。

        春节期间,大队干部转告我,接到公社通知,说春节过后,组织民工去修明毛铁路,要我仍然去营部搞宣传工作。我姐姐原本在公社农田建设水文测量队工作,后来解散了,也来到我插队的生产队,与我生活在一起。当时,公社也通知她到铁路工地做技术员。姐姐和我商量说,能做民办教师不容易,不能丢掉了这个机会,让我跟大队干部说,我去铁路工地,让我姐姐接替我做民办教师,大队干部同意了。于是,我又作为生产队的一个指标,来到了明毛铁路工地。

        明毛铁路,是从信阳县的明港镇到桐柏县的毛集镇的一条小铁路。这次在工地上,领导不让办报,我在营部只是写写工作总结、报道一类,比较空闲。营部办有文艺宣传队,我们公社马湾大队有五位姑娘在采石场打钻放炮采石,我把她们的事迹编成四幕剧本,由宣传队演出,唱的是河南曲剧。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写剧本。我还把她们的事迹写了一篇报道,寄往《南阳日报》,被采用了,题目叫“采石场上铁姑娘”。这是我的文字第一次见诸报端。

        明毛铁路工程不大,三个月后就收工返回家乡了。

四、乡里乡亲

        从1970年6月到1971年10月,这一年多的时间,再也没有外出过,老老实实的在生产队干活,经历了春种夏收、夏种秋收。期间,曾搬出磨坊,生产队没有磨坊社员生活不方便;在养牛的屋子里腾出一角,我住进了牛屋,与牛相伴。1971年的春天,把镇上的老屋扒掉,生产队派牛车,一车一车的把砖瓦拉回来,在村边指定了一快地,盖起两间瓦房,真的准备在农村扎根了。记得上梁(墙砌好了,架起屋脊大梁)的前一天,队长在会上说,明天大家都来帮忙,但中午都要回自己家吃饭。乡下的规矩,不管是谁家盖房子,上梁时都要去帮忙,主人家中午要管饭的。我们上梁的那天,来了很多人,其他生产队的一些人也来了,我和我的姐姐还是准备了午饭,但大家并未在我家吃饭。记得,我在上梁的梁上写的对联是:托毛主席的福,承贫下中农情。记得,一位村上好友告诉我说,盖房子的地方,原来是一座山神庙,看你命硬不硬,硬,可能会带来福气;不硬,可能会带来灾祸。记得,我在屋前的空地上,挖了一个土窖,用来储存秋天收获的红薯,那时候,家家都要有一个这样的土窖的。记得,屋前是一个水塘,那年春节,门框贴的对联是:莫道水塘池水浅,观鱼胜过富春江,借用的是毛主席诗词。

        干农活,我体力不行。从小身体就不好,缺少营养,缺少锻炼,“十七、八,猛一发”,长得瘦瘦高高的,就是没有力气。割麦子,割豆子,谁割到地头谁休息。常常是我、老队长,还有一位原来做兽医的、一位1958年下乡的,我们四人落在后面。腰痛的直不起来。好在总是会有几个喊我叫我表爷表叔的几个女孩、小伙子们,常常来帮我截割,不然,那就根本没有休息的机会了。特别是收割麦子,天蒙蒙亮就出发了,割到八点来钟回来,别人有现成的饭吃,我还要匆匆忙忙的做饭,吃过饭马上又该出发了。中午回来,自己擀面条,腰累的弯不下去,只好蹲在地上用双手往前推擀面杖。刚刚烧开了水队长喊男劳力到晒场翻晒麦秸,就熄火去晒场干活,然后回来再接着做饭。秋收不是那么累,不象麦收那样赶得紧,但是,如果赶上分红薯,需要就地刨红薯干,把红薯刨成一片一片的,再一片一片的摊晒在土地上,常常忙到半夜里。如果遇到阴雨天,还要一片一片的捡回来,摊晾在家里所有能够摊晾的地方。冬季往田里送粪肥,女的铲肥装筐,男的挑担送肥,姑娘们怕我挑不动,往往是只在筐里装上一点点,看到别人挑的筐装的满满的,我挑的筐只盖个筐底,我会很不好意思的。但说实在话,真的装满了,我的确挑不动的。当初来到生产队时,队长给我定的工分标准是每天8分,和女社员一样,不安排干重活;后来涨到10分。队里只有几个种庄稼的能手,样样农活都能拿得起放得下的,拿的是最高工分,每天是12分。有一次,队长安排我和他们几位男劳力一起,去十里地以外的地方,挑化肥回来,我心里直发怵,两袋化肥,100来斤,那远的路,我怎么能挑回来呢?但又不敢说我不去。队长也说了,不能总是照顾我,别人会有意见的。好在那次挑化肥的活儿,最后取消了,说化肥没有运到,不用去了。

        当时,农村的生活很苦,我所在的生产队是三类队,就是说,是最落后的生产队,粮食产量低,要吃返销粮的。但农民有农民的智慧,他们自有办法对付上级左的政策。我在另一篇日志里写到过,我所在的生产队,农民编有顺口溜:“三类队,一类膘(指吃的胖);低产量,高指标(指分的多)”,“一类队,三类膘,高产量,低指标”。据说,先进队是把白菜萝卜也折算成产量和口粮指标的。我们分红薯时,把刨出的红薯分成三堆:大的;小的;红薯根。大的,计入产量和口粮;小的红薯和带有更小红薯的红薯根,不计入产量和口粮。分麦子,干净的麦子计入产量和口粮,麦鱼子(带有麦壳的麦子),不计入产量和口粮。分棉花和油,上级是规定了指标的,不准多分的,分配时说的是多少多少斤,回家自己一称,翻了一番。前面提到的1958年下乡来的那位,曾经在“四清”运动时,向工作组告发生产队私分粮油,自那以后,他全家在生产队里一直受孤立,每次队里分东西,分到他家时,队长和会计,都会喊他来看称,问他称得准不准,一两不会少给他,一两也不会多给他。我在生产队里那几年,虽然干活累一些,一开始住的条件差一些,但吃饱饭是没有问题的,分得的粮油棉是充裕的,也没人歧视我,毕竟有亲戚在,有人帮我挑水,有人帮我运送红薯、粮食,闲时有人聊天,病时有人看望,结识了一帮朋友,至今令人难忘。有一位青年,看我喜欢看书,把自己家里的一本民国时的《唐诗三百首详解》送给我,说他爷爷撕这本书卷烟抽,不如送给我。后来,进工厂,上大学,我都把这本书带在身边,有空时就拿出来看一会儿。要知道,在那时,很难找到可看的书的。

五、招工进厂

      1971年的10月份,县里修筑虎山水库,我再次作为生产队的民工指标,来到水库工地,仍然是抽调到营部,这次是做通讯员,不办报,除写写东西之外,还负责每天上工和下工吹哨子。期间,有一次领导派我回公社办事,恰好遇到地区钢铁厂来我县招工,公社领导告诉我,已经同意这次招工让我走,让我去县政府招待所见招工的人。见了招工的领导(就是后来我进厂后的车间主任),询问了我的一些情况,参加了体检,然后就让我回工地等候消息。

      1972年的春节,大家都放假回去了,我和我们镇上的派出所长留守工地过的春节。春节过后,还是同样的拉土筑坝。到了三月底,就要收工撤回了,我还没有收到招工的消息,心想,这次恐怕又泡汤了。就在扒掉工棚的那天,接到公社通知,说被招工的人都已经到钢厂报到了,让我从工地直接到钢厂报到。我姐姐这时也在家里帮我办好了所有手续,在县城里与我见面,我就直接去了钢厂。那时,知青招工,已近尾声,我们那一批走了之后,还有一批去的是平顶山煤矿,再之后,知青招工就停止了,我赶上了最后一班车。

        在这之前,有同学说我,你总在公社领导身边做事,为什么不给他们讲讲,让他们给你安排个正式工作呀!我说,我不讲,有机会他们不会忘记我的。

        在这之后,有人告诉我,招工的事,公社告诉大队以后,大队党支部书记想把他的侄子顶替我(我的同一所学校同一届的同学),公社不同意,说这个招工指标就是给我的,是给插队知青的。支书的侄子不是插队知青,是回乡知青。

        我是1972年4月1日到钢铁厂报到的,分配做炉前工。厂子设在山区一个小镇附近,规模不大,1000多人,有一座100立方的小高炉。做炉前工,出渣、出铁,炉前沙模铸铁,又热又脏又累。插队时的乡亲来厂里,看到我当工人干的是这个活,说还不如在农村。实际上,活并不重,上班八小时,出三到四次铁,每出一次铁,半个小时就可以把活干完了。就是温度高,每次下班时,穿的那种白帆布工作服,都被汗水湿透了;脚上穿的劳保皮鞋,也是被汗水浸湿透了。我总是默默的干活,有人偷懒溜掉了,我坚持干下去,从不牢骚埋怨。再后来,车间办板报,我写稿子;总结先进人物事迹,我执笔完成任务。渐渐的,在车间里有了一些影响。到了1972年的5月,大学招生,我们厂第一次分到一个指标,让大家报名,全厂有42人报名。起初,我不敢报名,心想,我刚到厂里一年,刚刚转正才一个月,一个上大学的指标,怎么也不会轮到我的头上。是我们班的值班工长王师傅鼓励我报的名,他说我,你哪一点比他们差呀!后来,厂里领导决定,这个上大学的指标,给了我们炼铁车间,让全车间班组长以上干部和老工人,从报名的人员中,推荐三人去参加考试。出乎意料,结果我被推荐上了。另外两人,一位是值班工长,和我一样是66年初中毕业的;另一位是热风炉工,是66年高中毕业的。厂里派车送我们三人到县城高中参加高考。不久,技术科里一位北京钢铁学院毕业的技术员悄悄的告诉我,成绩下来了,我平均每科90多分,第一名。当年高考考三门,一门是数理化,三科合为一门考试,初中范围的内容,我自认为都作对了;其中有一道高中范围的数学题,是任选题,不计分的,我不会做;另一门是政治,自认为也都答对了;再就是作文,给了两个题目:为新的高考制度叫好;记身边一位先进人物;初始,我想写为新的高考制度叫好,自认为擅长写政论文,但写下题目后觉得无话可说,在工厂当工人,看不到报纸,就是上班干活,不知道如何叫好;于是,涂掉题目,改写第二个题目;前不久,在工厂写了我们班组的班长的先进事迹,因此写来轻松自如。知道我的高考成绩是第一名,我心中踏实了,心想,上大学应该不成问题了。再过不久,一天早上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播送了张铁生的一封信,我一听,政治敏感告诉我,糟了,不会再按高考成绩录取了。在忐忑不安中再等待,一次车间开大会,散会前,车间主任宣布,我被录取上大学了。

          当时上大学,学校和专业,都是提前确定好的,是随招生指标一起下达到工厂的。所以,当有中学同学问我,你怎么去学炼铁专业呀,为什么不去学文科呀?我说,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呀。

         1973年9月2日的下午,我卷起铺盖,离开钢厂,坐上了开往武汉的火车,其中路过的一段铁路,正是三年前我参与修建的焦枝铁路。当火车路过我住过的那个村庄时,我久久的遥望。。。

        那时,正是我进厂当工人满一年半的时间。(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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